目前,不少学者针对GNSS数据如何应用于地壳活动性分析和地震预测预报进行了探索和研究,江在森等(2003)利用GPS结果揭示了中国大陆水平应变场与构造变形,分析了应变场空间分布特征与强震的关系,认为强震通常发生在区域应变场剪应变率的高值区或其边缘;杨少敏等(2003)利用“网络工程”GPS区域观测资料计算分析了2011年昆仑山8.1级地震前中国大陆水平构造应变场空间分布特征;魏文薪等(2018)利用GPS同震位移及反演分析得到鲁甸MS6.5地震沿NE向表现出拉张应变释放的同震特征;朱治国等(2016)通过GPS观测资料分析认为精河MS6.6地震前应变率场反映出区域构造动力环境。以上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单一地震震前或者同震的应变率场影响的讨论,对于整个研究区域地震事件引起的应变率“动态”时空演化特征的讨论较少。另外,传统的形变观测多注重对区域应力积累的长趋势变化特征的研究,对短期地壳异常变形关注较少。
云南因地处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中国大陆碰撞带东缘,地震活动频度高、震级大、分布广(皇甫岗等,2010),一直以来都是研究地壳运动与应变积累及其与强震关系的热点区域(杨国华等,2008;魏文薪等,2012)。本文收集并处理云南及邻区1999~2018年近400个GNSS区域点观测资料,分时段估计该区域各个时间区域的速度场,获取区域地壳形变特征;选取2004年以来云南地区MS≥5.0地震事件为参考节点,分析上述地震事件对应变率结果的动态时空分布影响,统计历史地震与研究区形变场变化特征的对应关系,并扫描研究区内可能存在的应力集中区和构造薄弱区;利用GNSS连续观测站资料,通过求取2014年云南境内3次6级以上地震对应区域应变场时间序列,回溯性研究显著地震前后的动态变化及其产生机理,归纳异常的时空演化特征,探索区域异常判定标准,为云南地区未来地震趋势判定尤其是地震短临预测提供参考。
1 数据解算 1.1 数据资料收集“十五”期间,“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了25个连续跟踪站点,1000个区域站点,由于云南境内站点数量少,点位分散,尚不能满足地震预测预报的实际需求。“十一五”期间,由中国地震局牵头的国家重大科学工程项目“中国大陆构造环境监测网络工程”(以下简称陆态网络)启动,项目在网络工程一期的基础上布设了高密度、大范围的GNSS观测,为GNSS观测资料应用于地壳活动性分析、地球动力学研究及地震预测预报奠定了基础。本研究所采用的GNSS数据包括陆态网络的位于云南境内的28个GNSS连续站及研究区域内近400个GNSS区域站的多期观测数据(图 1)。连续站观测数据时间为2011~2016年。区域站观测数据大致分为两期,一期测站观测始于1999年,截至2007年,包括5期观测数据;二期测站观测始于2009年,目前最新观测资料至2018年,共计7期。为理解实际地震与区域内地壳活动的相应关系,统计并绘制了数据时间跨度内(1999~2019年)震级为5级及以上地震的信息。
本文采用GAMIT/GLOBK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选取BJFS、HYDE、IRKT、IISC、KIT3、LHAZ、PIMO、TSKB、TWTF、URUM、USUD、WUHN等十几个中国及周边的IGS跟踪站与研究区域内GNSS站点联合解算。每24h作为一个分析时段,利用GAMIT获取包含测站位置、大气参数、地球定向参数以及相应的方差-协方差矩阵的单日松弛解;利用GLOBK卡尔曼滤波程序将GAMIT处理得到的单日松弛解和SOPAC(Scripps Orbital and Permanent Array Center)给出的全球IGS站的单日松弛解(h-文件)合并,选取全球范围内均匀分布、时间序列稳定的IGS连续观测站作为框架约束,获取待解算测站在该框架下的点位结果。综合几年来的单日解,可得到ITRF2014参考框架下点位时间序列,通过对不同时间段时间序列线性拟合获得站点在ITRF2014参考框架下的速度场。
为了提供具有明确构造意义的速度场,本文从站点匀速率中扣除了大震同震的影响,由于地震震后调整所引起的应变场变化可能对其他地区产生应力加载而进一步诱发其他地震,故对于震后的长期影响并没有进行处理。此外,对由数据观测质量较差引起的可靠性较差的历元(或者测站),尤其是解算坐标精度较差(水平5mm和垂向20mm的限差)的站点,进行了剔除。最终得到研究区域1999~2004年、2004~2007年、2009~2013年、2013~2015年、2015~2018年共5期速度结果,后期的应变分析均以此为约束。前人的研究结果显示,汶川地震在南北地震带上的大部分地区均有显著的同震及震后效应(邹镇宇等,2015;徐锡伟等,2008),为避免同震影响扣除不当而影响最终的分析结果,本文未采用2007~2009年的速度场结果。图 2给出了汶川地震前(1999~2007年)和震后(2009~2018年)云南及邻区相对于稳定欧亚板块的GNSS水平速度场,图中绘制了两期速度结果75%置信水平的误差椭圆。为了更直观地显示汶川地震对研究区域造成的影响,在解算出两期速度场后,再获取两期公共点位速度矢量差值。
蓝色速度矢量为汶川地震前陆态网络一期(1999~2007年)速度场结果;红色速度矢量为汶川地震后陆态网络二期(2009~2018年)速度场结果;棕色曲线为区域断层分布 |
从水平速度场矢量图(图 2(a))来看,该区域现今地壳运动方向总体上呈现由东向到东南向、再到南西向的绕阿萨姆构造结顺时针扭转运动特征;从水平速度大小分布来看,川滇菱形块体内部呈现显著差异运动:速度矢量呈现中间大两侧小、由北向南逐渐减弱的态势。其原因是印度板块推挤使得青藏高原物质东向侧移,受华南块体阻挡后由东向南西向折返,造成块体内部、尤其是块体东边界(安宁河-则木河-小江断裂带)应变的不断累积和释放,地震活动频发。
从2009~2018年相对1999~2007年的速度场差值分布(图 2(b))来看,川滇菱形块体东边界及龙门山断裂带南段相对于长期背景速度显著增大,说明汶川地震的震后效应还在持续,龙门山断裂南段、鲜水河断裂南段至三岔口地区震后效应尤为显著,该区域内速度差值显示东-东南向运动加强,说明震后效应主要受东偏南向推挤动力作用控制,受此影响,龙门山断裂带南段地应变积累显著加强,有利于之后的龙门山断裂带南段芦山7.0级地震的发生(武艳强等,2013;杜吉亮等,2016)。菱形块体内部速度场差值较小,汶川地震震后效应已不太显著。
2 云南地区GNSS应变场时空演化分析 2.1 区域网应变率场在获得了各期扣除了大震同震影响的速度场的基础上,将速度场转化为区间位移场,再采用克里金插值方法,以经纬度0.2°×0.2°为单元对其进行格网化,每个格网与其他各个相邻格网点通过线应变与方位角之间的关系方程式联立方程组,再通过最小二乘法求解得到应变状态分量,进一步可以计算其他的应变参数,包括最大剪应变、面应变等(Hong et al,2018)。
假设某个测点的位移为(u,v),其应变状态分量为εx、εy、γxy,其中:
$ \left\{ \begin{array}{l} u' = u + {\varepsilon _x}{d_x} + {\varepsilon _{xy}}{d_y} - \omega {d_y}\\ v' = v + {\varepsilon _{xy}}{d_x} + {\varepsilon _y}{d_y} + \omega {d_x} \end{array} \right. $ | (1) |
式(1)两边同时除两点间距离,可转变为线应变与方位角之间的关系
$ \left\{ \begin{array}{l} \frac{{\Delta u}}{d} = {\varepsilon _x}\cos \alpha + {\varepsilon _{xy}}\sin \alpha - \omega \sin \alpha \\ \frac{{\Delta v}}{d} = {\varepsilon _{xy}}\cos \alpha + {\varepsilon _y}\sin \alpha + \omega \cos \alpha \end{array} \right. $ | (2) |
图 3~6分别给出了汶川地震前后1999~2004年、2004~2007年、2009~2013年、2013~2015年、2015~2018年5期速度场得到的应变率场结果,为理解实际地震与区域内地壳活动的相应关系,收集并绘制了研究区域内5.0级及以上地震的地震要素、震源机制解等信息以及活动断层要素。根据区域地壳面膨胀率和最大剪应变率的空间变化以及相应时段之后1~3年内的MS≥5.0地震事件分布特征,回溯性研究显著地震前后区域地壳面应变率和最大剪应变率的空间动态变化,归纳异常的时空演化特征,以期找到可能的地震前兆异常,为后期地震中短期预测、尤其是中强震地点要素的判断提供参考。
图 3、4反映出汶川地震前后的云南及邻区面应变率演化过程,约定面压缩为负、面拉张为正。总体来看,云南区域地质构造地震孕育活动错综复杂,面应变率交替出现压缩和拉张的特征。由图 3、4可知:
(1) 研究区域内,龙门山断裂带-安宁河-则木河-小江断裂北段及大凉山断裂组成的菱形区域在各个时段均呈现显著的压缩特性,这与该区域的背景运动特征一致,即其地处青藏高原与华南地块的边界构造带,并向四川盆地逆冲而引起挤压。汶川震后该区域的压缩应变率(图 4)明显高于震前(图 3),震后量级大约为震前的3~5倍,最大值14×10-8/a;在大凉山次级块体及周边区域,震后相对于震前的面压缩率明显增强,随着时间推移,面压缩范围沿着安宁河断裂南段向云南境内延伸,且云南境内元谋武定区域似乎有进一步增强的趋势(图 4(c)),如果借鉴汶川地震的分析结果,该区域面压缩率逐渐增强的趋势与地震危险性可能有所关联,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震后该区域的面压缩率高值区的分布随着时间推移有减缓的趋势(图 4),说明该区域正在经历震后弹性回弹过程。但其在经历了近10年后仍未恢复至震前水平。由图 3(a)、3(b)、4(b)、4(c)可知,小江断裂从北到南呈现面拉张区与面压缩区交替出现的状态,川滇交界东部到滇东北一带以面拉张为主,2013~2015年滇东北鲁甸表现为弱压缩状态,可能是2014年鲁甸6.5级地震的影响所致;小江断裂中北段的昆明境内寻甸-嵩明-宜良一带以面压缩为主,楚雄建水断裂带与小江断裂带交界处以面拉张为主,滇南小江断裂南段和红河断裂交界处通海石屏一带经常处于面拉张区与面压缩区交替变化。2009~2013年的应变场则产生了与其他时段不同的应变分布特征,整个小江断裂带从北到南均呈现拉张状态,并在滇南小江断裂南端出现了高值,约20.8×10-8/a。这可能是汶川地震发生后,整个川滇菱形块体应力释放的结果,从2015~2018年结果(图 4(c))来看,思茅-墨江之间出现较为明显的高梯度的面应变正负交替异常,2018年8月9日发生了墨江M5.9地震,据调查该区域观测数据,截止震前,其反映的可能是震前异常信息。此外,沿着曲江断裂北西端至楚雄南区域由原来的面拉张转变为面压缩,沿元谋-绿枝江断裂带出现面拉张和压缩转换的高梯度带,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2) 云南地区西北部川、滇、藏交界位置,川滇交界北部盐源木里一带、滇西北丽江小金河断裂南段永胜、洱源、丽江附近,面应变状态长期以面拉张为主;维西-乔后断裂带兰坪以北至中甸德钦一带以面压缩为主。2009~2013年应变率场结果(图 4(b))显示德钦附近相对于之前几期(图 3(a)、3(b))出现较为明显的高值的面应变正负交替异常,2013年8月31日发生了香格里拉德钦M5.9地震,据调查可知该区域的观测数据在2013年6月已经完成,该区域的应变异常是否为该地震的前兆仍值得进一步探索,从震后2015~2018年应变率场结果(图 4(c))来看,该区域相对于震前面膨胀明显增强,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范围和强度似乎有进一步扩大和增强的趋势,罗钧等(2015)的研究结果表明,该地震为正断层型地震,且发震区域具有显著的拉张特性,与本文结果一致。红河断裂从北到南有“挤压—拉张—挤压”的变化趋势,断裂中北段下关在2009~2013年(图 4(a))、2013~2015年(图 4(b))均处于张性高值区,2009~2013年(图 4(a))量值约为16×10-8/a。该区域附近出现明显的高值的面应变正负交替异常,之后2年内陆续发生了2016年云龙MS5.0、2017年漾濞MS5.1地震,2015~2018年应变(图 4(c))显示该区域仍处于拉张状态,但强度有所减缓。
(3) 汶川地震前1999~2004年结果(图 5(a))显示滇西南无量山断裂南段镇沅、景谷、思茅附近仍处于面拉张区,2004~2007年(图 5(b))在思茅附近出现相对明显的面压缩高梯度区,最大值约为12×10-8/a,2007年6月云南普洱发生了6.4级地震;汶川地震以后,该区域常常处于面拉张与压缩的交界区域,应变情况复杂,容易积累应变能,2009~2013年应变率场结果(图 4(b))显示在景谷-思茅一带形成了面拉张与压缩高值区交替变化异常,之后一年内发生了2014年景谷MS6.6地震,震中位置恰好位于该面应变正负交替异常区,这一现象值得关注。澜沧耿马地震带以面压缩为主,滇西大盈江断裂附近长期处于挤压状态,以面压缩为主,而且活动性逐年增强,仅有2013~2015年(图 4(b))表现为面拉张为主,这可能是由于其受到2014年盈江6.0级地震的影响。
对比区域地壳面应变率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地震事件发震地点发现,绝大多数中强地震发生在面压缩区域,而且中强地震极有可能发生在面应变高梯度带的张压转换区,这些特征或可为地震危险性预测、尤其是发震地点要素的判断提供依据。
2.3 最大剪应变图 5、6反映出汶川地震前后的云南及邻区最大剪应变率演化过程,整体来看,最大剪应变率高值区位于川滇菱形块体的整个东边界,沿着鲜水河-安宁河-则木河-小江断裂带展布,与该断裂带的走向基本一致,川滇棱块西边界与丽江-小金河断裂带交汇区域也有显著剪切应变分布,西南向主要表现为零星散向的腾冲、普洱等高值区域,最大剪应变率高值区整体呈现为以红河断裂为对称轴的有规律的U型。由图 5、图 6可知:
(1) 汶川地震前,最大剪应变率主要分布在川滇棱块东边界鲜水河-安宁河-则木河-小江断裂带上,而且从则木河断裂开始,由北向南呈递减状态,与棱块内部和棱块以外区域相比,剪应变梯度明显,量值的范围为5×10-8/a~19×10-8/a。龙门山断裂带上无显著的剪切应变分布,这与之前的GNSS及地质观测结果一致(江在森等,2003;杨国华等,2003)。汶川震后,龙门山区域出现明显的剪应变率分布,尤其是2009~2013年(图 6(a))最大剪应变率达到29×10-8/a,同时,川滇菱形块体整个东边界的最大剪应变率显著增强(图 6(a)),且剪应变梯度更明显,量值的范围为3×10-8/a~22×10-8/a。在鲜水河断裂康定一带,安宁河断裂东侧西昌以北冕宁一带以及小江断裂南端云南通海、石屏附近形成高值区,最大量值均达到21×10-8/a左右,随后的一年分别发生了2014年10月1日凉山5.0级地震和11月22日康定6.3级地震,2次地震均位于最大剪应变高梯度区或其边缘,可见汶川地震的发生使得川滇菱形块体区域的应力累积重新分布,并且高值区沿着断裂带向南移动,有利于这2次地震的发生。随着时间的推移,2013~2015年整个小江断裂带最大剪应变强度逐渐减弱(图 6(b)),高值区域逐渐消失,整个小江断裂应变分布状态及量值与汶川地震前(图 5(b))相似,剪应变梯度不太明显,说明汶川地震震后效应已不太显著。从最近期2015~2018年的应变状态(图 6(c))来看,小江断裂带北端和南端形成2个相对明显的剪应变梯度区,嵩明以北靠近小江断裂西支区域的值约为11×10-8/a,从通海至宜良为应变率值10×10-8/a的高值区,该区域在2018年8月13日发生了通海5.0级地震。
(2) 滇西北至川滇藏交界处在汶川地震前一直处于弱剪应变率区,汶川震后2009~2013年出现剪切应变率增强的情况(图 6(a)),尤其是在滇西北维西-乔后断裂带北端的维西、中甸一带形成最大剪应变率高值异常区,2013年8月28日发生的MS5.9德钦地震,与面应变率的现象类似,该区域的最大剪应变率异常可能是该地震的前兆。且从震后2013~2015年、2015~2018年应变率场(图 6(a)、6(b))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剪应变率的空间分布逐渐缩小,量级也逐渐减弱。川滇菱块西边界丽江-小金河断裂带交汇区域包括丽江、鹤庆、剑川等地,一直处于最大剪应变率最高值,该区域也是云南历史地震较频繁的地区,与地震多数是由断层走滑运动而产生相符。汶川地震前,红河断裂与程海断裂交界处洱源附近一般为低值区,量值约为6×10-8/a左右;洱源东北一带量值相对较高,约为14×10-8/a。红河断裂中南段哀牢山断裂带附近长期处于最大剪应变率低值区,量值约为4×10-8/a。汶川地震后2009~2013年应变率场(图 4(a))显示丽江、永胜一带变为低值区,红河断裂与程海断裂交界处洱源-下关附近出现明显的最大剪应变高梯度异常,最大值约为26×10-8/a,说明在该期间剪切活动加强。之后几年内陆续发生了2016年云龙MS5.0地震,2017年漾濞MS5.1地震。2015~2018年应变率场(图 4(c))显示该区域仍处于拉张状态,但强度有所减缓。相对云南其他区域,下关附近仍存在应变高梯度状态,需要持续关注。
(3) 滇西南一带1999~2004年经常处于较弱剪应变区(图 5(a)),2004~2007年在思茅附近出现相对明显的高梯度区(图 5(b)),最大值约为14×10-8/a,说明该区域地壳内部剪切活动增强,2007年6月云南普洱发生了6.4级地震;汶川地震后,整个滇西南剪切应变明显增强,2009~2013年墨江思茅一带形成明显高梯度区(图 6(a)),从而最终诱发了2014年景谷MS6.5地震,进一步验证了最大剪应变指标高值区域及边缘易发生地震的规律特性。沿滇西北东条带展布的盈江断裂带、澜沧耿马地震带附近长期处于弱剪应变区,仅有2013~2015年在景谷-澜沧-耿马-盈江呈现出一段NNW向展布的最大剪应变率高值条带(图 6(b)),盈江附近形成高值异常区,最大值21×10-8/a。究其原因,在该观测时段内发生了2014年5月30日盈江6.1级地震、10月7日景谷6.6级地震、2015年3月沧源5.5级地震,这3次地震均属于走滑型地震,而走滑型地震以剪应变为主,应变率高值条带应该亦是受到这几次地震影响所致,定量反映了地震孕育过程中的剪切应变强度变化。
对比最大剪应变率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地震事件发震地点发现,最大剪应变率的分布与潜在的区域地震危险性直接相关,最大剪应变高梯度区或其边缘区域很可能是未来1~3年主要地震危险区,值得持续关注。
3 连续站应变时间序列与震例分析区域观测通常是两年一期或一年一期的复测资料,主要反映数年尺度的不同时间段地壳运动的空间分布,具有广阔的分布空间和较高的测点分布密度,但对区域形变局部异常的时间变化分辨能力较差。而基准站观测数据的连续性,能有效获取在长趋势变化背景下的短期异常波动,更有利于了解地壳构造的动力作用动态过程,在短临预测方面发挥优势。
2014年以来云南境内发生多次中强地震,本文以2014年8月3日鲁甸6.5级、10月7日景谷6.6级、5月30日盈江6.1级地震为例,选取震例附近4个GNSS基准站点,构成4个监测区块(图 7)。鲁甸地震位于滇东北,由于无法实时获取其他省份的GNSS基准站数据,受省内基准站位置的制约,构建的监测区块不能很好地包围该区域;盈江地震震中靠近边界,也未在监测块体内。
监测区块a、b对应鲁甸地震;监测区块c对应盈江地震;监测区块d对应景谷地震 |
按照图 7划分的研究区域,根据李延兴等(2001, 2004)提出的块体运动计算模型REHSM,以GNSS坐标时间序列为约束,将模型转换为间接平差函数模型,按最小二乘原理,采用求自由极值的方法解出参数的最或然值,进而求得各观测值的平差值(王伶俐等,2016)。计算得到各活动块体的运动参数和应变参数,绘制出每区块的面应变及最大剪应变时间序列结果(图 8)。
(a)监测区块a应变时序;(b)监测区块b应变时序;(c)监测区块c应变时序 |
2014年4月,鲁甸6.5级地震相关块体面收缩及最大剪应变两项应变指标增强(图 8(b)),至6月份,该区面应变、最大剪应变时间序列在地震前两个月出现背离长趋势应变特征的异常。伴随着滇东北地区的应变参数增强,2014年8月3日云南鲁甸发生6.5级地震,震后出现了明显的同震效应,距离震中较近的昭通地区测点出现了明显的NE向运动,这对于鲁甸老震区的应变释放有积极作用,因此老震区地震升级的可能性较小。
自2014年4月份开始,盈江震区附近反映出最大剪应变增强的现象(图 8(c)),前人研究发现盈江6.1级地震发生前,在震中及其附近地区约208km范围内(包括腾冲、施甸等地)出现高温泉水井喷、地下水翻花冒泡等宏观异常现象(张艳凤等,2018),或许正是由于受到这一轮区域构造应力场作用的影响,2014年5月盈江地震前,这一轮应力增强过程已经比较明显,随后发生了盈江5.6和6.1级地震,震后小滇西地区的面应变从趋势性拉张状态转为压缩。
2014年10月7日景谷发生了6.6级地震,随后的12月7日又再次发生了5.8、5.9级地震,这两次地震的震源机制与2014年10月发生的景谷6.6级地震一致,只是震中向SE方向有所偏移,根据对省内GNSS等观测资料的分析认为,景谷一系列地震事件的发生与鲁甸6.5级地震的发生关系密切,鲁甸6.5级地震发生后,滇西南地区出现明显的应变增强现象,景谷地震前三个月,该区域最大剪应变出现一次明显的突变图 8(d),另外,鲁甸6.5级地震后至景谷6.6级地震前,该区域面压缩明显增强,说明鲁甸地震后,滇西南地区出现了短期应变积累快速增强的现象,这可能也是导致景谷6.6级地震发生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2014年几次中强地震前三个月左右均出现震中附近短期应变趋势改变、快速增强、转折的现象,这些震前的地壳形变异常变化或许反映了发震区应力-应变积累在接近临界破裂状态时的非线性调整,可能是后续该区域地震发生的前兆;另外,当多个孕震区中有个别区域发生地震后,可能引起区域应力场的调整,进而诱发其他具备发震背景的区域发生地震,基于基准站的观测资料,可获取高时间分辨率的应变场变化特征,从应变场的短期波动变化进一步跟踪其他潜在危险区的发震可能,或可为地震短临预测、尤其是时间要素的判断提供参考。
4 结论根据区域地壳面应变率和最大剪应变率的空间变化以及相应时段之后的5年内M≥ 5.0地震事件分布特征,结合该地区的地质构造背景速度场分析发现,绝大多数中强地震都发生在面压缩区域,而且地震极有可能发生在面应变高梯度带的张压转换区,比如2007年云南普洱MS6.4地震、2013年香格里拉德钦MS5.9地震、2014年景谷MS6.6地震、2016年云龙MS5.0地震、2017年漾濞MS5.1地震、2018年墨江MS5.9地震。云南及其邻区内地震大部分为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以剪应变为主,因此,震前应变积累包含一定的剪切应变积累,因而地震的空间分布宏观上与最大剪应变空间分布一致。大部分5.0级以上浅源地震发生在最大剪应变高梯度区或其边缘,尤其是与区域主干断裂构造运动相一致的剪应变率高值区,只有2008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分布在龙门山中北段,属于最大剪应变较低的地区,但其发震构造长期处于面压缩高值区域这一背景不容忽视。可见研究区各个观测时段GNSS应变率场对后期1~3年内的中强震发生区域有一定的指示意义。
从最近区域网观测得到的2015~2018年应变率场来看,沿汤朗-易门断裂带武定县发窝一带出现面拉张和压缩转换的高梯度带,这些区域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主要地震危险区,应该持续关注。此外,2013~2015年的应变率场显示,在兰坪-丽江、永胜-宾川-大姚一带均表现出较高值的面应变正负交替异常,而后期没有地震响应,需要特别关注。由于最大剪应变率的分布与潜在的区域地震危险性直接相关,从2015~2018年的最大剪应变的高值区来看,鲜水河北段与甘孜-玉树断裂的交接部位,小江断裂南端与红河断裂交汇处通海、石屏等地,川滇菱块西边界丽江-小金河断裂带交汇区域(包括云南丽江、洱源-大理一带)等地区仍是主要地震危险区,后期应重点关注。
另外,根据高密度GNSS区域网获取的应变率场图像来扫描研究区内可能存在的应力集中区和构造薄弱区,并在此基础上,采用连续站资料获取的站间基线时间序列以及监视区附近变形单元的应变时间序列,获得震前的区域地壳变形动态特征,可以为地震短临预测、尤其是时间要素的判断提供参考。
致谢: 本文在GPS区域网观测资料收集处理过程中得到湖北省地震局赵斌、王东振的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杜吉亮、武艳强、邹镇宇, 2016, 芦山MS7.0地震与NorthridgeMW6.7地震地表变形场对比研究, 地震研究, 39(3): 404-409. |
皇甫岗、陈颙、秦嘉政等, 2010, 云南地震活动性,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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